往事最堪回首
                                                   市委名誉主委  庄大勇

        忙白了少年头，往事悠悠，穿越人生时空的“最”像一根根摇曳的枝条挑动着心扉。尽管这些枝条在别人看来或许很不起眼，但对自己却“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最有思想重量的时刻
        哲学家和科学家都说思想是有重量，真是不可思议。然而我却亲自感受过思想确实有重量。
那是1963年桂花飘香的时节，我到北京参加农工党中央会议，此行，我遇上了做梦都梦不到的三大荣幸事，可谓“福星高照”。
        其一，会议期间，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等中共中央领导在中南海亲切接见与会代表并合影留念。
        当领导中国共产党创造惊天动地业绩，主导中国革命历史、改变中国人命运的一代伟人毛泽东走近代表时，我的视觉、听觉和思想空间都凝聚在伟大领袖的笑容、挥手和亲切问候的一瞬间，就是在这一瞬间，心灵点亮了一盏灯，刻下了人生最高价值的印记。
        其二，毛主席接见代表前，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统一战线理论家张执一在忙着接待提前到来的代表，不停地在代表中穿走打招呼，不知何故，他突然驻足，用充溢着笑意的目光上下打量一个“年轻人”，紧接着和“年轻人”握手问道：“从何省来？是何党派？”“来过北京吗？”……“年轻人”受此突如其来的礼遇，揣怀了“受宠若惊”的不安，但还是从容一一答话，可心里的迷雾却在升腾；满场盖冠云集，尽是“高、老、大”的头面人物，张大人为何独专注这“小子”？过了一会儿，张副部长用给大家都听得到的嗓子喊话了：“谁说民主党派后继无人？”又很快指着我说：“请看这青年人，这不是后继有人吗？”话语过后一阵爽朗的笑声立即把人们的视线引向“年轻人”，“年轻人”俨然成了瞬间的“明星”而更加手足无措，幸好很快定过神来琢磨出张副部长刚才的话语和举止蕴含着共产党对“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坚定性和理论性，批判当时民主党派中有些人对此方针存疑的消极态度，是有深远意义的，从中更感受了统一战线理论既要在学习认识上得到，也要在直观上得到。至于他自己的民主党派“后继人”的地位被当众肯定，别说是多高兴啊！这位年轻人就是当年并不年轻的“鄙人”。
        其三，前天才告别了一代伟人的云彩，今日又迎来非凡政治家的朝霞。
        在民主党派会议结束的前两天，温文尔雅、雄才大略、日理万机的周总理正装出现在人民大会堂为我们做了一场精辟、深刻、生动的知识性很强的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当总理明确指出“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时，全场欢声雷动，其乐融融，我亦如醍醐灌顶、甘露洗心，对我们工作紧密相连的知识分子问题就十分亮堂，受用无穷。
        是晚，总理又在人民大会堂宴会厅举行盛大宴会招待民主党派代表。其规格之高、场面之热烈，总理之盛情和人格魅力，互相交映，光华四射，我若置身于日月星辉之中，精神之焕发，气质之充实一生未之有也！
        毛主席的接见、合影，周总理的报告、宴会，张副部长的话语和爽朗的笑声，都使我感受到从来没有过的含金量很高的思想重量。
        ——那是中国政党制度的优越和民主党派价值以及个人荣幸的重量。
        ——那是对统一战线这艘大船经历了三年困难风浪的考验将继续扬帆远航的兴奋和作为这艘船上的一名水手“匹夫有责”的重量。
        ——那是坚定信仰、膜拜真理的重量。
        ——那是在伟大政治家的伟大精神的感召下，自觉地、不断地充实和完善人生的重量。
                                                        一次最不寻常的座谈会
        座谈会难数有多少次，但这次却有“一片深情待我说”的不寻常。
        1983年4月，室外春光明媚，室内春意盎然。协助党和政府全面落实政策工作总结座谈会就在这好时节召开。与会者大都是从“文革”坎坷困境中走过来的人。他们究竟是“好人”还是“坏人”？历史已作出公正的回答，是党落实政策的受惠者。他们是有兴而来，有心而来，个个神采飞扬。
        会前，好多人多年不见，一旦聚首，犹如隔世之感，话就滔滔不绝。他们诉说：在那“疯狂年代”，没有“统战”这棵大树好乘凉的怀旧。他们说：在那风刀霜剑的日子里，只能以信任党作为自己的精神支柱，在重重的磨难中支撑过来。他们说：“在人屋檐下，谁敢不低头”，求个“能忍自安”也是没办法的事。而令我起敬，印象深刻的是他们在威迫下没有丧失良知，坚决不承认农工党是“反动组织”，没有抹掉农工党帮助他们政治进步的轨迹。
        座谈会正式开始，在总结报告之后，更是激情奔放，争相发言：
        ——党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还了我的清白，还了我做人的尊严，我永生难忘！
        ——我对党的信任、拥护，绝不因在“文革”受辱而改弦易辙！
        ——我对党的虔诚，绝非天造地设，而是受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所感召，今天春风伴我来开会就是明证。
        ——一人遭殃，祸延全家。政策落实了，我们全家人已从无望、沮丧、阴暗中走出来，“雄关漫步从头越”，今天我在组织、众人面前立誓，要用自己的专长报效社会主义，即使粉身碎骨也在所不辞！
        ……
        同志们激情的发言，是对党落实政策的颂歌，是对党的感恩；是展示受屈辱而一蹶不振的同志重新振作、放眼未来的神采；是同志们爱党爱国真心的剖露，是同志们立志为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献心献力的誓言！
        同志们有今天的精神状态也是来之不易的。当全国吹响全面落实政策的号角时，石破天惊，农工党市委闻声而动，立马访问党员，收集要求落实政策的材料，分门别类整理，送交有关部门审核。然而当时“四人帮“流毒尚未彻底肃清，极左阴魂不散，我们少不了要吃“门难进”、“面难看”、“事难办”的苦头。但落实政策关系到党员的幸福与痛苦、舒畅与委屈、现状与前景的切身利益问题，绝不能因吃苦头而气馁，阻力再大也要仗义执言，据理力争，至于对不符合政策要求的党员也尽力说服劝说。毕竟公正正义是历史永恒的主题，拨乱反正雷厉风行，办案人员也有觉悟的一日。于是，我们为党员办一件好事也就大功告成而有了今日的座谈。
                                                     最是“咒符镇鬼”风雨夜
        1953年冬，我奉农工党省委之命兼任筹建省属漳州市支部，为建立漳州市委夯实基础。过河卒子，担子不轻，既要把星散的老同志组织起来学习，又要发展有代表性人士参加组织，人生地不熟，只好做“拼命三郎”了。王继忠老同志看我漳厦两地跑，忙个不亦乐乎，关心地劝我注意休息，我以感谢的口吻说：“工作是生命的内涵，忙是乐趣啊！”这是我在漳州的第一次向人说“感谢”。
        为了方便工作，节省经费，我没住招待所，而是廉价租下一破旧、前厅后房的小平屋，颇适合开会、学习、会客、办公、吃喝拉睡之用。不过从地上积尘之厚、椅桌东倒西歪、挂满珠纲，可以看出长期没人居住。待入住之后，有一好心邻居告知，因屋主人吊死其间，不时作祟，人称“鬼屋”，故无人敢住，劝我要多烧纸钱，小心为是。我根本不信“邪”，但好心邻居的关心，我还是要说声“谢谢”。这是我在漳州说的第二次“谢谢”。
        此屋经过一番清洗打扫，倒也窗明几净，成员出出入入，颇有人气，根本不把“鬼”放在心上，工作也顺风顺水展开了。未料在一个夜半，被狂风暴雨、雷电交加、互相嘶叫所惊醒，睡眼朦胧起坐。因停电，卧室一片漆黑，迷漫着阴气，墙壁仿佛有影影绰绰的什么东西在跳跃、漂浮，诡异至极。此时联想“屋主人吊死其间”、“不时作祟”的“忠告”，不禁打了个冷颤。自命为“唯物主义的无神论者”竟然质地脆弱起来产生幻觉。早年读过的《子不语》、《夜雨秋灯录》、《包公探阴山》、《目莲地狱救母》，台中、戏中乃至去过的城隍庙等鬼怪竟不请自来。那些双眼深陷、面无肌肉的白骨骷髅，披头散发的女鬼，高帽吐长舌的“无常”……在黑暗中摇摇晃晃，忽显忽没，心中实在紧张至极，有点把握不住的发抖。情急之中点燃了床头的蜡烛，一根蜡烛发出的光芒也不过是昏黄一小团，除了可以映照自己之外，根本看不清周围。但有了光亮，胆子便壮了些，“诸鬼”见光也悄然而遁，我的神智也就清醒过来，脑筋便来个“急转弯”，尽想着“科学”。有科学武器，恐惧全消，且兴从中来，霍然起身，“咒符镇鬼”。符毕，尽管雨檐风窗，却心定神安恬然入睡到东方之既白。
        数天后，故事传到高龄老同志郑之翰处，老人家竟扶杖来到“鬼屋”劝我离开“凶宅”，择吉地而居，我说“无妨”，我能“昼符镇鬼”，随手取出风雨夜中所做的“符”递给他，老人家一看，哪是什么“符”，写的是“居鬼屋，干工作，浩然正气，何惧鬼作恶！”老人家莞尔一笑，难为尊名“大勇”啊！我笑而不答心自闲，但很感激老人家带来关心，再三道谢。这是我在漳州的第三次说谢。自喻“漳州三谢”。
                                                        公、亲两情最难全
        送去阴霾，迎来明媚阳光，停顿十年之久的组织活动恢复了，“文革”后的第一次党员大会即将召开，党员期待已久的愿望即将实现而欢呼雀跃，我也以极其兴奋和热情投入大会的筹备工作。
筹备工作是“重头戏”。一应文件、繁什琐碎的会务工作，都得事前缜密考虑，准备停当。可当时机关干部唯我与年迈体病的苏节主委，肯定我要唱“独角戏”。
        不幸，正全神贯注埋头起草文件的当头，一纸电报来千里，菲律宾的侄儿传来胞兄逝世的噩耗，促我赴香港接骨灰回家乡安葬。晴天霹雳，悲痛难咽，不由自主爬上六楼天台，仰望云天，魂兮！魄兮！何处觅？
        胞兄是逃避国民党“抓丁”而漂洋过海，历尽坎坷困顿，事业方成却命归黄泉，痛哉！哀哉！实在无法承受直面现实的心理负荷。
        大会火烧眉睫，电报促我去港，去香港势必延误大会的召开，不去“手足之情”何堪？真是“这次第，怎能一个愁字了得”。在进退两难之中是案头一大堆待完成的文字工作唤醒了我，使我在“公情”与“亲情”两朦胧中走出来。“公情”是出于责任观，“亲情”是出于孝悌观，不去香港是“理智”的选择，去香港是“情感”的选择，我绝不能舍“责任”而循“孝悌”，决不能弃“理智”而就“情感”。于是急去电告知“不能分身，骨灰缓期”，但始终不见复电。自此，侄儿可能有所误解，断绝了亲情。
        我虽按捺了悲痛重新投入工作，保证了大会如期召开，完满闭幕，可我心里却深深埋藏着不能实现一个爱国爱乡的华侨叶落归根的夙愿而遗憾和歉疚！
        事过三年，又面临一场“公情”与“亲情”的考验。那是1983年10月，我正整装待发赴北京出席农工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前夕，95岁高龄的母亲“老病”突然转危，气息奄奄。王幼程、张局难医师来诊视后面色凝重地嘱准备后事。母亲既危，理应奉侍在侧，以全孝道。然而我身负厦门全体农工党党员的重托，北京之行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无奈之下我附在母亲耳旁，含泪哀求“好母亲啊，成全孩儿‘忠孝不亏’，千万要等待孩儿公毕回来。”我的好母亲很快反应，微睁双眼瞥我一下，似乎示意：“儿子，放心开会去吧。”果真如是，我仍然有“移孝作忠”，甘愿承受“夺情”骂名的心理准备。
        可怜天下父母心，母亲竟然气抽游丝，苦苦等待我十三天，不但等我回到家门，还等我把汇报传达工作做完才安详而逝。农工党机关的同事们都惊异地称“生死奇迹”。

        后 记
        62年前换了人间，新中国成立了。意识形态变异，起步社会主义之途，一路跋涉于长长风雨和日丽风和之中。
        在风雨中岂无迷惘，岂无失望，岂无彷徨，可学会了辨别方向，磨练了坚毅；在风和日丽，岂无钟情，岂无依恋，多彩时代，岂无激情风生水湧，党之光，国之华岂能忘怀！
        然而，暮年回首，一生平庸，无出众才华，无专业知识，无理论功力，无一技之长，无突出贡献，老马更无嘶风之力，这人生能说是饱满、充实吗？
        然而，一生肝胆尽与人，半世风浪敢放舟。是否胸襟坦荡？是否满怀豪情？是否也创造出自己的风格？有58年如一日为自己的组织效犬马之劳，无怨无悔，能说不是出于赤诚的心灵？对共产党的感恩，能说不是一种铁的社会规律的逻辑和必然吗？
        尽管是“小人物”，也会有人评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