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里寻他千百度
                                        ——我的入党故事
                               同安区总支部  谢道鸿
    我生在闽西北某小县，那里至今还没有一个民主党派的基层组织。可以十分肯定地说，那个小县能说出我国有几个民主党派的人绝对是不多的，能够准确说出各党派名称的人则更是凤毛麟角！但是，我却可以十分肯定地讲，那里知道中国农工民主党的百姓一定是很多的！
    因为，我们那里有位赫赫有名的俞医生，他就是中国农工民主党党员，他被我们当地人尊为救星，用眼下时髦的话讲，是我们小县偶像级的人物！
    据说他是福州市人，因右派而下放我们县。他医术高明，大病小病都能治；他待人和蔼，没有所谓名医的架子。即使在那个阶级斗争的特殊年代，他依旧被山区百姓视为好人。
    一些人称他为俞医生，一些人也称他为俞农工。
    应该说，我加入农工党，跟他有着很大关系。
    记事时就常听长辈们在我们面前叨念：长大了要做俞农工那样有用的人。
    当他们将这句话说得让人耳朵都听出老茧的时候，“当医生、入农工”自然也就镌刻在了小辈的心里。
    但是，造化常常捉弄人。上世纪70年代，我就读的乡下中学教学设备十分简陋，连物理化学的一些简单实验都做不了，我只得放弃理科而报考文科，当医生的梦想也就随之破灭。
    好在之后的大学录取通知书，让我这个颇为务实的农家子弟沉浸在“鲤鱼跳龙门”的喜悦之中，当不了医生的苦痛似乎被冲到了九霄云外。
    1983年大学毕业时，我回县城一中任教，俞医生则早已落实了政策，在县人民医院当了副院长。
他依旧忙着给患者看病，依旧获得百姓好评。
    有一次，我因咳嗽找他开药，当他拿着听诊器前倾着身子在我胸部听诊时，我竟有一种莫名的心虚，觉得自己没有从医实在是愧对了眼前的他。我生怕听诊器发觉了自己内心的想法，心跳便越来越快，当他告诉我只是一般感冒并将开好的药方递给我时，我便匆匆逃离了他的办公室。
    好几个日子，自己又陷入了无名的失意和苦痛里。
把书教好，加入农工党，这样强烈的愿望又一次沸腾着年青的我！我想，这一定是让自己从失意和苦痛中彻底突围的最佳途径了。
    1986年，我所带的第一届初中毕业班各项升学指标均名列全县之首，一举打破了“老教师不可战胜”的神话。之后，班主任工作论文在《三明日报》全文发表，并参加了福建省班主任工作座谈会，受到时任副省长陈明义的接见。
    在一片赞美声中，我竟觉得自己离“俞农工那样有用的人”不远了！
    一些同事劝我赶紧写入党申请书：你现在做出了成绩，大家都看在眼里，趁这个好时机入个党不是难事……而一句“我要加入农工党”的回答竟让他们瞠目结舌，此后，身边就有人开始嘀咕了：那个年轻人不成熟，没有向组织靠拢的愿望。
    还是校长宽大为怀，他亲自到我宿舍对我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语重心长地说：“要入农工党的愿望当然是好的，但我们小县没有这类组织，年轻人考虑问题要结合实际；我们组织的大门永远向追求进步、追求真理的人敞开。”
    后来，有同事主动要求做我的入党联系人，几次征询我的意见，我均以“对照《党章》，自觉相距甚远”为由婉拒。
    1989年9月17日，是我难忘的一个日子。获悉我要入农工党的俞医生邀约我到他办公室谈话，当他确定了我的想法后，一面告诫我“做人不能偏执，加入我国哪个政党都是为社会服务”，一面也答应我“跟市农工党组织联系一下，看能否发展你”。遗憾的是，几个月后他捎来话说：市里不破例。
    1994年，校长力排众议，让我担任年级组长；1999年，因所带年级的高考上线人数破学校纪录，校长推荐我到行政岗位（学校教务处副主任）。有一次，他开玩笑似的对我说：“小谢，如果你入了共产党，学校行政班子就是清一色的党员了！”我笑而不答。
    是啊，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在我们那个思想不够解放的的山区，一个无党无派的老师在重点中学能有这样的进步，也算是颇不容易的了。
    2001年2月，我享受厦门市同安区人才引进政策，调入同安一中任教。新的学校，新的同事，让我感觉新鲜激动。尤其让我高兴的是，新学校就活跃着一个农工党组织，真是天赐良缘啊！平生第一次真正体会了“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的惊喜！不久，我壮着胆子跟该组织联系，经过一段时间考核，2002年3月，我正式成了一名农工党党员。我在第一时间将这个消息告知了家乡的小弟，电话那头的他竟大为不解：大哥，当年你在老家进了学校行政，我是几个月之后才从别人那里获知的，今天你才入一个民主党派组织，就火急火燎地跟我说，难道这个组织能给你带来荣华富贵吗？
    真没有想到小弟如此庸俗，如此败我兴致！骂了他一句“平生只知为口忙”后，便撂下话机在书房踱步。我想起了丰子恺关于人生三层楼的比喻。他说，人生像是一幢三层楼的房子：第一层是物质的，第二层是精神的，第三层是灵魂的。世间大多数人就住在第一层楼，一辈子忙于锦衣肉食、尊荣富贵；少数人如“学者”、“艺术家”等，他们不肯做本能的奴隶，便爬上二层楼去观赏风景，即专心学术文艺；更有少数人对二层楼还不满足，爬上三层楼去探求人生的究竟。丰先生的结论是：宗教徒才是爬上三层楼的人。
    丰先生是我敬重的文艺大师，他用三层楼的比喻将众生分门别类，无疑是天才的创造。但他将宗教徒尊为三层楼者我却不敢苟同。我一向固执地认为，只有那些怀有人生信仰而加入政党组织的人，他们才是社会的精英，才是登临了人生高楼者。
    于是，便胡诌了一首小诗来抒发自己终于登上了人生三楼的快意：
    早年自恃气如虹，曾许素心于农工。今日上天如我愿，凛然也是三楼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