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天里的小故事

双十中学支部  王光辉


        1978年，我获得一张奖状，接到一纸调令。这奖状是我自1951年参军后50多年来获得的许多（省、市、县、乡）功劳证、奖状、荣誉证书中级别最低的一项，但它却是最珍贵的。它有一个故事。而这纸调令是我一生接到众多调令中非同一般的，规格最高的一个，也有一个故事。这两个故事，它承载着我国历史的一段转折，也记载了我个人命运的历史转折。

        1977年冬至开始进入寒冬。地处海拔1000米以上的华安县高车公社石示头村，从冬至开始连续10多天，不是漫天鹅毛大雪就是下冻雨，严寒冻得人骨头都快僵了。放寒假前的一个星期日，高车公社召开有史以来首次表彰教师大会。老天爷一改近半个月来阴沉沉的脸，一轮红日冉冉升起，气温一下子上升了十几度，身上暖和起来。大会上，公社革委会主任肯定了各校的工作成绩，并宣布决定表彰一年来在教育革命取得显著成绩的教师。当公社革委会文教干事念到我的名字时，我完全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绝对不可能！！20年来经常被批斗，当罪人的我岂能受奖？！”我愣住了。几分钟后，旁坐的老师拽着我说：“人家都上台领奖了，你还不上去？！”台上的领导再次和蔼亲切的叫我“王光辉同志请上来”，我终于“猛醒”过来，是真的！当革委会主任把一朵红花挂在我胸前，把这张奖状递给我的时候，我心潮汹涌，感慨万千，激动地热泪盈眶。王光辉20年后又被称为同志。同志这个崇高严肃的称呼对于我更意味着什么？

        回想当“右派”的这20年来，我总是夹着尾巴做人，到任何地方都是以“赎罪”的态度在工作，比别人付出了加倍的努力。在华安一中时教4个班的代数，后又加两个班的生物兼管学农养猪场的93头猪。领取的生活费是25元，不到本科毕业生的一半。领导还不认可，又把我调到条件更艰苦的新圩、仙都等农村小学改造，甚至还有一段时间在很偏僻的高山上的单人校的小学去改造。即使“摘帽”后，领的工资还要打八折，只发给47元。1957年“反右”以后，接二连三的政治运动中我总要受到冲击，挨批斗，写检查，过着提心吊胆的日子。1976年夏天，来到  头学校，我同样是以“赎罪”的态度在工作，教初中数学、工业基础知识（物理）、地理，兼总务，抓基建，新建4间教室，翻建4间教室，还管几十亩的学校学农基地。我这一年多艰辛工作，领导的评价从中性的“还好”、“不错”跃升为正面肯定的“成绩显著”、“优秀教师”。这又是为什么？不免让人联想翩翩。

        1978年夏天，华安县委县革委会下调令，要我到华安一中任教高中毕业班的历史课。这纸调令之所以非同一般原因有二：一是签发单位。调动教师通常由当地教育机关发文即可，而这张调令却破例的由当地党政最高机关联署发文，可见规格之高。其二是任课，调动中学老师一般是到校后再由校领导具体安排，调令从不涉及，而这张调令却非常明确要任教高中毕业班的历史课，这也是个特例。

        原来，打倒四人帮后的77、78两次高考，华安一中历史科的成绩不够理想，拖了文科班的后腿。县里众官员都在苦苦冥思，当然就想到右派，想到还有一个“摘帽右派”是历史本科毕业生还在乡下，何不让他为本县高考服务呢？相信王光辉肚子里是有“墨水”的，能在高考的历史科把关的。把成绩提高上去，使文科班能多几个学生考上大学。

        高考啊高考，你不仅牵动千万考生，上亿民众的心，也牵动各级党政领导的心，让教育战线上的“臭老九”在不臭了，开始香起来啦！

        然而好事多磨。调令到公社受到了阻挠。8月下旬，我到公社办理调动手续时，公社办公室主任告诉我说“林书记（也是公社革委会主任）不让你走”。当然，我走不了啦，不给办理调动，就不会给户口、粮食、工资等迁移证件。你到新单位就变成没有户口的“黑人”，没有粮食吃，没有工资领。我只好继续留在  头学校。开学后林主任下乡到  头村，找我谈话：“光辉同志，你不走好吗？我这个人是实事求是的。你干得好，我做领导的会给你肯定，在高车公社好好干吧！我不会亏待老实人的！”此时，我一方面很想把大学学到的专业知识都倾吐给学生，让他们在高考取得好的成绩，圆他们的大学梦，宽慰家长们的心。另一方面，想到高车公社的领导对我确实不菲，没有歧视打击，虽压重担，但有了成绩还是敢于冒风险给予肯定表彰，确实难能可贵。现实是身不由己，调动的事情就由领导去协调吧！我还是安下心做好自己的工作。国庆节我回厦门，节后返回  头学校时，校领导告诉我可以走了。隔天我到公社很顺利地办好了调动手续，才听说林书记已经调到县手工业管理局当局长，且在9月30日就报到去了。我离开  头学校的前夕，校领导特办丰盛的欢送晚宴，走的当天  头大队还用队里唯一的手扶拖拉机送我到华安一中。为了调动一位老师，竟然先挪动公社第一把手（当然那算是平调），这在华安县的历史上可能也是第一次。我这个人怎么遇到这么多戏剧性的事情呢？

        在华安一中任教的日子，常碰到已升任局长的林书记，互相问好，互相勉励在新的岗位做出更大的成绩。他也干得很出色，后升迁调到漳州。林书记啊，林书记！我多么想念您，您是个有胆识的好干部，咱们年纪相仿，您现在也该是退休了，祝愿您健康长寿，夕阳红。

        回首往事，恍然大悟。那是我国伟大的历史性转折时期。喔，严冬过去，春天来啦！明媚的阳光将会洒满神州大地。1976年10月“四人帮”反革命集团覆灭，在清算他们的反革命罪行的同时，为大批受迫害的老干部平反、纠正冤假错案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冤假错案的平反已是指日可待。人们都在反思，为什么“四人帮”那一伙跳梁小丑能够在中国掀起这么大的风浪，能够造成这么大的灾难。1977年邓小平同志恢复工作以后，多次强调“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对各行各业大力整顿，宣布恢复高考。1978年初，“文革”后的首次高考正在进行；科学大会胜利召开，邓小平同志宣布他要当科学家的后勤部长。这就意味着国家重新开始重视科技、重视知识、尊重人才，我们这些知识分子不再是“臭老九”，可以大有作为了。同年5月“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否定了“两个凡是”的错误观点，打破了个人崇拜和教条主义的束缚。思想解放的大潮正在祖国大地掀起，农村的基层干部也受到这些思潮的影响，因此他们就不再唯所谓的“出身”论英雄，而是切实看你为农村教育作了多少贡献，所以才敢冒着政治风险给我发奖状；华安县党政领导也才会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把我调回华安一中委以重任，让我把肚子里的“墨水”吐出来。

        我在华安一中连续三年任教高中毕业班，历史科高考成绩在龙溪地区都是名列前茅，地区的历史老师戏称我为“出土文物”。21年的“右派”身份终于在1979年3月由福建师大发文平反改正。1980年初，“文革”对我强加的种种罪名由县教育局发文给予推倒，教育局长还在教师大会上郑重地宣布平反。1981年我回到故乡，到厦门双十中学任教，迎来了我人生美好的新历程。

        露珠虽小，却可以反映出太阳的光辉。这张小小的奖状我珍藏了30年；这次非同一般的调动，我终生难忘。在它身上承载了我国拨乱反正，走上新时代的珍贵历史记忆。